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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冰心谈巴金

2017-10-20

时间真快,二〇〇五年十月十七日,巴金先生去世,离开我们整整十二年了。这几日,正好在整理冰心谈巴金的聊天记录,谨在十八日推出,供各位朋友阅读。斯人已去,精神长存。他晚年倡导的“说真话”、反思历史、强调独立思考等,依然没有过时。

巴金先生,永远与我们同在。

写于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七日,北京看云斋

晚年巴金与冰心夏衍在一起。

从小就爱和老人聊天,这一兴趣,延续至今。

聊天是走近老人生活的最佳方式,聊天可以让历史细节渐渐丰富起来,聊天更可以让思想不那么轻飘,不那么漫无边际而自以为是。

有几夜闲来无事,趁办公室搬家清理杂物之际,索性把多年来留下来的笔记本一一翻阅。那些当年草草记下的文字,颇让我留恋起远去的日子。看着看着,我忽发奇想,何不把自己许多年来一些自认为有意思的聊天记录都整理出来?

2003年大象出版社《和老人聊天》书影。

1990年与巴金谈沈从文。

早就有朋友建议我编一本自己的采访手记之类的书。后来编了一本书,请王世襄先生题签,即为《和老人聊天》,由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三年出版,转眼过去十四年了。

一九八三年,我第一次走进冰心的家,请她为我当时所在的《北京晚报》副刊开设专栏“伏枥杂记”。自那之后的好几年里,她不时交给我一些新作发表。我很喜欢去和她聊天。现在想来,对于我更重要的是,她作为一个世纪老人,每次聊天,其实是在为我讲述历史:从“五四”时期第一次投稿,到在赴美轮船上和梁实秋等人一起办墙报;从“文革”中年过花甲仍被批斗、打扫马路、干校劳动,到暮年为教育、为知识分子待遇大声疾呼……关于自己,关于友人,她有讲不完的故事。

她承认,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写过一些今天看来不太有保留价值的文章。在五十、六十年代,她和许多作家一样,真诚地相信一切,把复杂的生活看得单纯而透明。她说她有些文章是人云亦云,并没有自己真正的独立思考。她正是带着这种清醒的反思,以一种崭新的姿态,走进她的晚年,从而,晚年的创作风格与过去相比,仿佛发生了突变。“我的文章人家说烫手。”她不止一次这样对我说。

晚年冰心,是一棵参天大树,是一束带刺的玫瑰;晚年冰心,是历尽沧桑后的大彻大悟,是能爱又能恨的一团火。

萧乾探望冰心,李辉 摄。

真正理解她的是萧乾。“可以向冰心大姐学习的很多很多,但我认为最应学习的是她那植根于爱的恨。那些满足于现状、维护现状、利用现状自己发旺的人,就生怕有人对现状有所指摘。其实,这样的人心里所爱的,只是他自己:他的地位、权势和既得利益,因而对生活中不合理的现象那么处之泰然,那么熟视无睹。不能恨的,根本也不能爱。”一九八八年在“冰心文学创作生涯七十年展览”的开幕式上萧乾这样说。

晚年冰心正是因为大胆干预生活的勇气才赢得广大读者的敬仰。当年在发表了她那篇脍炙人口的小小说《万般皆上品—— 一个副教授的独白》之后,她转给我好几封读者写给她的信。再度翻阅她的小说手稿,回忆刊发这篇小说的曲折过程,不由得更加认识到晚年冰心的真正价值。我想,应该抽时间将它和她写给我的有关信件整理出来,恢复小说的完整性,这样,才是我对冰心老人的最好纪念。

请冰心在请柬上题跋。

一九八七年,她在我的一张“巴金文学创作生涯六十年展览”请柬上题写了这样一句话:“说真话,干实事,做一个真诚的人。”巴金在这上面题的一段话是:“我不是一个艺术家。我写,只是因为我的感情之火在心里燃烧,不写我就无法得到安宁。”这两句话,实际上可以一起用来概括晚年冰心的特点。

的确,晚年冰心在精神上与巴金是相知相通的。每次去看冰心,她都会提到巴金。有一次,她拿出一个蓝色的盒子让我看,说它专门用来放巴金的信。她和巴金的这种诚挚友谊,不只是因为他们有着几十年的交往,更因为晚年他们对历史有着相同的反思。在如何真诚地做人方面,他们也有着同样的追求。我想,他们在精神上从来没有孤独过。他们相互影响,相互激励,显然感到有一个重要责任,这就是如何总结历史教训,不让“文革”悲剧重演。

晚年冰心便是以这样的历史反思态度,以犀利、敏锐的目光,表现出一个智者的坚韧与从容。也正因为有了晚年的创作高峰,她才完成了自己完美生命的塑造。冰心从来讨厌各种各样送给她的套话、恭维话,更不愿意成为一种人们的点缀。她永远活在作品中,活在理解她、热爱她的读者心中。

我经常翻阅她写给我的信、手稿,整理旧时笔记,我又想起每次去看望她、听她闲谈的情景。一个亲切、慈祥的老人,仿佛又微笑着坐在我的面前。

一九八九年为己巳年,丁聪先生画一幅巴金肖像,请冰心题词。她写了两幅,一幅刚要撕掉,被我拿下。这段话写得特别好。前去上海为巴金祝寿,她请我带去一个花瓶,为此她写了这样一段话:

冰心致巴金信。

这只花瓶代表我向你祝寿!她将时刻站立在你的座旁,你将从她所供奉的时时不断地繁花密叶中,看到我的微笑!

巴金老弟

冰心,己巳深秋

冰心校订谈巴金,后面建议我只谈巴金,删除梁实秋、徐志摩等人故事

两年之后,找到机会与冰心认真地谈她印象中的巴金。整理之后,寄去请她校订,她提出建议,集中谈巴金。我听取了老人意见,删去一些涉及他人的片段。多年之后,再读这篇聊天记,仍觉得鲜活。

李辉(简称“李”):记得有一年在巴金过生日时,你给他写过一副对联,是借用鲁迅写给瞿秋白的赠言:人生得一知己足矣,斯世当以同怀视之。在同时代文人中,能够获得你这样的感慨的人,我想是为数不多的。

冰:我把他当做亲兄弟。我们认识快六十年了,从来没有中断过友谊。

五十年代巴金、萧珊与李小林、李小棠。

李:你还记得当年怎么认识巴金吗?

冰:记得。我认识他是在一九三三年。那时,我在燕京大学任教,通过靳以认识了巴金。作家中我和郑振铎认识最早,在一九一九年福建学生联合会里就认识了他。一次,巴金和靳以到我家来,是来约稿的。从那以后,我和他就开始了联系。

李:他们是不是为《文学季刊》约稿?当时巴金从上海来到北京创办《文学季刊》,和靳以、郑振铎一起住在北海附近的三座门大街一个院子里。

冰:我想是的。我大概为他们写过一些文章。我的印象中,靳以活泼,话多,巴金没有什么话。我很喜欢巴金。

李:我见到过巴金四十年代为你选编的《冰心着作集》,是由他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,他还写了一篇后记。

冰:那时我们都在重庆,常常见面。我没钱用,就给《星期评论》写《关于女人》一组文章。我不敢用本名,怕国民党的报刊都要找我写,便用“男士”这个名字。后来写到九篇,刊物停了,出版社也不出了。巴金就说给我吧,给文化生活出版社或者是开明书店出版。

李:《冰心着作集》编选的范围比《关于女人》要更宽一些。我印象最深的是巴金在后记中写到这样一件往事:在从家中出走前往上海时,他曾在四川长江边的一个码头上,买到你的一本诗集,大概是《繁星》。他就是在船上读着你的诗,第一次穿过三峡,走向独立的生活。那是在一九二五年。

冰心书信。

冰:是吗?我的诗有什么好读的!

李:处在他当时的年纪,还有他在大家庭中的生活经历,你的诗一定给他带来过许多安慰。其实,在买到你的诗集之前,他在成都时想必早就读过你的诗了。他不满于他的家庭,热衷于社会政治活动,当然也会喜欢你的诗。我曾见过他在一九二三年前后发表的小诗,和你的诗相似。他特别强调母爱,这与他很小就失去母亲,在家庭感受不到温暖有关。

冰:我对家庭的感受和他不同。我与巴金的家庭背景完全两样。我们家是教师门第,没有高老太爷。当教师很清苦,但是家里很快乐。他的家是一个大家族,封闭得很,是一个顽固守旧的家庭。我对家是留恋的,到处很温暖。我对你说吃汤圆这么一件事吧。爷爷很爱吃,我母亲怕他吃多了不好,但又不好阻拦,就让我和爷爷抢着吃。我爷爷最恨赌博,一点坏习惯都没有。也许沿海封建的东西要少一些。爷爷与严复、林则徐关系都不错,革命思想很浓。文艺界中,和我同样家庭背景的人不多。

李:你和巴金的这种情况,说明不同的家庭环境,可以使年轻人从不同角度,通过不同途径来寻找母爱这个永恒的主题。是不是能这样说?

冰:是这样的。

李:现在你们联系多吗?

冰:怎么不多?前几天有人从上海来,巴金托他给我带来上海点心。我准备给他写信,不知道最近有没有人到上海去,好给他带点什么。他快过生日了。

李:是十二月吧。

冰:不是,是十一月。

李:十一月二十五日。

冰:对。巴金出的书每本都送我。他的信我还另外专门用一个蓝盒子装着。可惜“文革”前给我的信抄家时都抄走了。还我的东西时,该还的没有还我,我不要的倒是还给我了。茅盾给我的一幅字,还是他和我打赌输给我的,也没有还给我。

李:巴金这些年写的文章你都看吗?

冰:当然看。你瞧,上海有人刚刚给我寄来巴金的文章,《二十年前》。你看过这篇吗?是谈“文革”的。

李:看过。它前些日子发表在《新民晚报》上。其实,你也有东西可写。

冰:巴金说“文革”可怕。他没有经过反右,其实那时也可怕。我们开始有偶像。

李:你们参加过五四运动,反专制,反封建,讲德先生赛先生,怎么后来又崇拜偶像呢?

冰:中国太乱,好不容易有了人出来治理,我们很高兴。要不是崇拜,我们还不从外国回来呢!我从日本回来,是回到我自己的祖国,我自己的人民,而不是别的什么。谁知回来后遇到那么多事。我看中国还得反封建。

李:你觉得巴金的《随想录》怎么样?

冰:我看他从来不怕什么。我没有听说他怕过什么。就是无畏,敢讲真话。不过他写文章怎么那么啰嗦?

李:我想一个原因可能是他身体一直不太好,另外更重要的可能是,他经历过“文革”后,心里老想到一些事情,总觉得应该反复强调他所独立思考的问题。我读的时候好像不觉得啰嗦。

冰:前几天小林来电话,说巴金很忧郁,我给他写信。我说你在忧郁的时候,是最快乐的时候。他和靳以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性格。他们来约稿,靳以满脸红光,快乐得很,有说有笑,巴金总是沉默着。

李:我有位朋友正在准备写巴金的传,你看巴金有什么特点?

冰:巴金最怕人夸大他,我也是这样。卓如写我的传,知道的东西比我还多,对我的家乡的介绍比我知道的还多。天津广播电台要广播,我不同意,我这个人,说变就变,又不能盖棺论定。

李:从你每次的谈话中,我发现你对作家的婚姻爱情变化要求很严肃。你好像说过,你对逝世的哪个朋友的个人生活有看法,就不会写文章纪念他。

冰:我就是这个样子。在爱情婚姻方面,朋友中我最佩服的就是巴金。除了巴金以外,我的朋友中没人对婚姻看得那么严肃,那么慎重。所以,萧珊死后有人说他要结婚,我就不相信。

李:你和萧珊熟悉吗?

冰:当然熟悉。五十年代有一次我和巴金、萧珊一起到广东从化,她逼我为她编的刊物写稿,说我不给她写稿她就自杀。我的《一只木屐》就是她逼出来的。她很可爱,也老实,贤惠。对巴金照顾得很好。巴金的身体后来变坏,我看就是与萧珊的死有关。

李:关键是他的感情创伤太深了。

冰:在文坛,差不多的人都有点风流的事,但巴金没有。

1992年看望冰心老人,送去台湾出版的《沈从文与丁玲》一书。

李:他是不是有点道德完善观点?

冰:我看不是。他也不觉得当做一个道德观,他是真诚地这样认为应该这么做。我给你讲一个笑话。我年轻时,父母一起说话,母亲说,我的女儿不嫁给海军,父亲说,我的女儿不嫁给当官的。我自己说,我不嫁给文艺界的人,文艺界的人大都是风流的人。有好人,可以做朋友,但要我嫁给他我可不同意。我有好多别人写的信。我在美国念书时,劝过一个女同学。她拿给我许多男同学写给她的信,我说,给我看可以,但不要给别人看,尤其不要给男同学看。如果这样做,不是抬高了自己,而是反而让人看低了。

李:想不到你这么“保守”!

冰:一个人在感情方面一定得严肃些。好多文艺界的朋友,都是在这一关没有过去,文艺界的诱惑太多了。巴金一辈子很正直,不说假话,用情很专一。我认识的人中,有才、有情、有趣的都有,有的人只是有他自己的爱情,随意挥洒这种东西。巴金就从来没有这样。

李:你是不是认为婚姻很复杂?

冰:这个问题也不复杂,你心里有主见就不复杂。世界上的问题并不复杂,心里简单就行了。

李:看来你的心境已经成佛入道了。(李辉)

出处:据中国作家网—六根(微信公众号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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